文丨常嘉皋

1935年秋天，留学法国的父亲常书鸿漫步巴黎塞纳河畔，在一个旧书摊处，目光停留在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的《敦煌石窟》，打开册子，看到里面是甘肃敦煌千佛洞壁画和塑像图片300余幅，是1907年法国人伯希和从中国甘肃敦煌石窟中拍摄的，父亲被来自故国的东方艺术魅力深深打动，同时也为莫高窟的保存状态感到担忧。回中国，去敦煌，是他心之所向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_{1935年常书鸿在法国巴黎。（常嘉皋 供图)}

_{1908年3月-5月，法国西域考古探险队摄影师夏尔·努埃特 拍摄于莫高窟第138窟，收录于伯希和《敦煌石窟》卷一。（信息由孙志军先生提供）}

父亲回国前，接到了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打来的电报，聘请他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，并希望从速回国任职。

1936年秋，父亲毅然放弃了在法国的平静生活和优渥工作，为追求那诞生了一千多年的敦煌莫高窟艺术，只身从法国乘坐国际列车回到了当时的北平。

父亲亲眼目睹了国家当时所处的苦难，残酷现实，使他明白仅凭个人力量奔赴千里之外的敦煌谈何容易，况且眼前的生活还没着落，于是就接受了聘请，担任北平艺专西画系的主任、教授，期盼着能去敦煌的时机。

1937年6月，在北平父亲参加了第二届全国美展筹委会，他参展的个人作品获第一名奖。当时的媒体对展会举办进行了报道。

《华北日报》1937年6月6日第6期刊登：

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今日访问常书鸿 对常油画颇赞许

【本报特讯】德大使陶德曼氏前参观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时，对于国立北平艺专、教授常书鸿氏之油画，极为推崇，誉为中国之荷尔伯。当时即转托行政院参事藤固君介绍，极欲一见作者及作品全部。兹悉德大使已得常氏允诺，约定本月七日下午，亲至本市西京畿道三十一号常宅访问，并将浏览其全部作品云。

_{《华北日报》1937年6月6日第6期}

1937年，“七七”事变后北平沦陷，父亲辗转多地办学，1940年底到了重庆。

1941年，父亲终于盼来了前往艺术宝库——莫高窟的契机。

1941年，当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，在西北考察时到访了莫高窟，对敦煌艺术高度评价，考察结束后，他就提议将敦煌千佛洞收归国有，招收人才成立“敦煌学院”，对敦煌文物进行保护和研究。 1941年10月5日，《说文月刊》第三卷第十期刊登了于右任的《西北纪行诗》，诗中提及：“敦煌文物散全球，画塑精奇美并收。同拂残龛同赞赏，莫高窟 ( 窟所在地，唐时称莫高乡，因以得名）下作中秋。( 在莫高窟前张大千寓中作中秋……)”

_{《说文月刊》第三卷 第十期}

（注：《说文月刊》于1939年2月在上海创刊，由卫聚贤主笔，是中国近现代早期著名的学术期刊，其作者均为当时著名的专家学者。）

1942年9月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，父亲任筹委会副主任委员。

1943年2月，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在兰州召开会议。

《西京日报》1943年02月10日第3期刊登：

敦煌艺术研究所 常书鸿前往筹备

【兰州九日电】敦煌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常书鸿九日自(渝)飞抵兰，他在兰参加该首次筹委会，会后即去敦煌筹备成立事宜。(中央社)

_{《西京日报》1943年02月10日第3期}

《甘肃民国日报》 1943年2月12日第3期刊登：

敦煌艺研所筹委会昨开首次会

常书鸿及省府专员将赴敦煌实地勘察

【中央社】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筹备委员会，昨般甘陕青监察使、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。出席主任委员高一涵，副主任委员常书鸿，委员张维、郑逼和、张庚由、(张半琴代)王子云、(何正璜代)主席高一涵，记录护详后。首由主席致开会词，并由常副主任委员报告教育部筹设该所经过，及省府与该所合作保管敦煌艺术办法 ，次讨论组织规章，及其他要案多数详细。并闻常副主任委员、及省府专员，不日首途，前往敦煌，实地勘案，积极工作云。

_{《甘肃民国日报》1943年02月12日 第3期}

1943年2月20日清晨，父亲与最初筹备人员一行6人，身着北方的老羊皮大袄，头戴着北方老农的毡帽，顶着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风，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，开始了一生难忘的敦煌之行。

从兰州出发，历经一个多月的艰辛，才来到西北沙滩戈壁之中，已经处于废弃状态的敦煌莫高窟。

_{1908年3月-5月，法国西域考古探险队的摄影师夏尔·努埃特拍摄于当时的莫高窟大佛殿（现今九层楼第96窟）外景。（敦煌研究院供图，信息由孙志军和盛岩海两位先生提供）}

初到莫高窟环境极其困难，因陋就简，白手起家，一切都从头做起，首先展开了对洞窟危害最大的流沙清理，同时逐步开展了对洞窟的分类登记，以及壁画的临摹工作。

1944年元旦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，父亲任研究所所长。

有关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创立时间，在『丝绸之路研究集刊•第八辑』2022年6月1日出版，书号/ISBN 978-7-5228-0789-8 第425页中，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马明达先生在《常书鸿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创建》一文的引言中是这样标注的：

1944年元旦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举行了正式挂牌的仪式，一般都以此作为研究所创建之年。1944年1月19日《新华日报》报道: “敦煌艺术研究所在今年元旦成立。”同日的《中央日报》报道:“敦煌艺术研究所已于元旦日成立。”后来传播甚广，遂成定论。直至最近，为纪念“敦煌研究院建院75周年”而发表的权威人士的文章里,也是这样表述的。①

实际上1944年元旦挂牌，是昭告天下研究所已经诞生的一个宣示和仪式，如果把这一天当作研究所的创建日，则并不准确，有进一步斟酌和确认的必要。我以为有必要对之做出补正说明。

根据对相关史料的考察，我以为把建所时间放在1943年3月26日比较合适，更符合历史事实②这一天，高一涵、常书鸿与秘书李赞亭等六人，由兰州启程，经河西走廊辗转抵达莫高窟。标志着自即日起，“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”正式向“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”转换，筹备期宣告结束。此后，筹备委员包括甘肃的高一涵、张维、窦景椿等都次第退出，由此进入由常书鸿任所长的艺术研究所的初建阶段。转换需要一个过程，不是一步到位的，故1943年是研究所初建时期，在常书鸿所长的领导下，全所员工迅速进入工作状态，在艰辛而漫长的莫高窟守护研究之路上迈出了坚定的一步。我以为1943年3月26日是敦煌艺术研究所鸿业创始的日子，是这个伟大的民族文化事业的起点，是研究所真正的创建之日。

注：①樊锦诗《守护敦煌艺术宝库 传承人类文化遗产》：“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创立” 敦煌研究院编：《坚守大漠 筑梦敦煌――敦煌研究院发展历程》，甘肃教育出版社，2020年。

②另有3月20日、22日、24日、27日等说法。此从《大公报》1948年12月28日常书鸿《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》之(二)，以另文讨论。

1945年，父亲先是受到了家庭变故的打击，接踵而至是7月父亲接到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来的一道命令，宣布撤销“敦煌艺术研究所”。研究所大部分员工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陆续离开了莫高窟，最后仅留下范华和窦占彪两名工友。家庭破碎，事业无以为继，人生跌至最低谷。但父亲不灰心、不气馁，四处奔走，八方呼吁，顽强抗争。父亲的努力有了成效，国民政府决定由中央研究院接办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。

1946年，常书鸿在重庆招聘员工时结识了李承仙，母亲进入了常书鸿的世界，两人相伴一生。

_{1947年11月拍摄于敦煌莫高窟窟前，时间是母亲标注的。(常嘉皋 供图)}

《甘肃民国日报》1947年07月22日第3期刊登：

敦煌艺术的研究――常书鸿访问记

本报特约记者 胡世英

今年古历四月初一至初八日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，藉千佛洞举行庙会之便，举行过一次盛况空前的艺术展览会，作品共八百余幅，分五室展览，记者与该所主持人常书鸿先生曾有一度的畅谈。

常所长是国内第一流的油画家，早年毕业浙江大学后，于民国十六年①考取官费赴法留学，在校成绩屡冠前茅，为师长所器重，民国二十六年②归国，

三十年③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，即任所长，以迄于今。

记者是在一块花草环绕的园地里，瞻仰到常先生的丰采，静聆到常先生的谈述。常先生身穿西纺咖啡色西装，戴近视眼镜，说话和蔼可亲。

“敦煌艺术是具有世界性的，有许多洞中的壁画，是世界上稀有的一名贵佳作，惜地处偏僻，交通又不便利，在种种方面，时时感到无法排泄的苦闷与寂寞，偌大的一座山寺，祗有数十位同仁和敦煌县政府派来的数十名警察驻扎外，清晨傍晚陪伴他们的祗有寺外那丛地绿树，和呜呜栖鸟叫了。”

常先生对于他的工作，有着无限地感慨：“本来在这里我不愿继续下去，去年和今年春天我两次辞职都未获准，虽然我是学画的，但所学的是西洋油画，对于我国古代艺术的研究，还没有深切具体的了解，最近几年来，我阅读了许多有关的参考书，勉强□□④知道了一点，但总说起来，现在我担任的这项职务，对我是不适宜的。”

“常先生是太谦虚了，听说贵所最近有许多作品，都是在先生督促指导下完成的。”

注：①公元1927年，作者更正：应该是1928年

②公元1937年，作者更正：应该是1936年

③公元1941年，作者更正：应该是1943年

④文中辨认困难文字采用 □ 符号

1949年9月28日，父母亲和坚守在研究所仅剩的几位工作人员，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敦煌的解放，迎来了莫高窟的新生。

敦煌研究院资深专家孙儒僩回忆道：“1950年8月22日，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赵望云、张明坦两位处长，代表中央文化部来接管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（后更名为：敦煌文物研究所 ) 。”

_{欧阳琳，孙儒僩，张明坦，赵望云，常书鸿，范文藻，辛普德，后排左起：黄文馥，李承仙，史苇湘，霍熙亮，刘栄增，段文杰，范华(孙儒僩 供图)}

新中国成立后，莫高窟的研究与保护，开启了新的一页。

“心之所向，素履以往；生如逆旅，一苇以航。”

父亲心有所往，终至所归。

（本文作者常嘉皋是常书鸿先生之子 ——编者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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